这时候，老人惊呆了，他举起了颤抖的双手，接着整个身体颓然倒在了椅子上。而此时，书柜上的门打开了，里面走出来一位妇女，站到了屋子中间。她用很怪的异国语调说：“你说得对!对极了!我就在这里。”
她长得不是很漂亮，体型、脸型和福尔摩斯所推测的一模一样，此外，她有一个比较长的下巴，显得很顽强。尽管她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是举止端庄，神态从容，从她身上处处显露出一种顽强和豪迈的精神，这使得在场的人都对她产生了敬慕。
斯坦莱·霍普金抓住了她的手臂，准备给她戴上手铐。她却神色庄严地将霍普金轻轻推开。
她说：“先生，我是被捕了。我愿意把这件事都说了，是我把那个青年人杀死的，不过这完全是一个意外事件。我当时并没注意到我手中拿着的是一把刀子，因为我是随意地从桌子上抓了一件东西，绝望地向那个年轻人刺去，为的是使他可以放开我。我所说的都是实际情况。”
“夫人，我完全相信你。我看你的身体好像很不好。”
她脸色难看，再加上那身尘土就更可怕了。她坐到床沿上，继续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我还要把全部事实告诉你们。这个人是我丈夫，他是俄罗斯人，名字我不想说出来。”
老教授喊道：“安娜，愿主保佑你，愿主保佑你!”
她很蔑视地向老人看了一眼，说道：“塞尔吉斯，你为什么要过这种痛苦的生活?你这一生把许多人给毁了，而这对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尽快结束你自己的生命呢?但是，我必须说出来，不然，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先生们，我说过我们是夫妻。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头了，而我却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傻姑娘。”
老人又咕哝地说：“安娜，上帝保佑你。”
“我们都是一些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有许多。后来由于一个警长，我们中有很多人被捕了。而他却为了得到一大笔钱，更是为了活命，便提供证据，出卖了自己的妻子和伙伴。我们中的一些人被杀害了，另有一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也被送到了西伯利亚，但流放是有期限的。我的丈夫带着沾满同志们鲜血的大笔不义之财躲到了英国，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知道，如果他被我们的组织发现，过不了一周的时间，他就会死于非命的。”老人又颤抖地伸出手拿起了烟卷。他说：“安娜，随便你怎么办吧，我知道你一向对我很好。”
她说：“他最大的罪恶品质我还没有向你们诉说。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位同志是我现在的朋友，他品德高尚、大公无私，这些是我的丈夫都不具备的。他反对使用暴力，总是写信给我们，劝我们不要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他可以凭着这些信件而免受刑罚，同时我的日记也可以为他提供证据，因为在日记里我记述了我对他的感情以及我们每个人的观点。可是这些信件以及我的日记被我丈夫发现了，他便把这些东西偷偷地藏了起来，另一方面还竭力证明这位年轻人应被判处死刑。虽然他未达到目的，但是阿列克谢还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被迫在一个盐矿中做苦工。你这个恶棍，你好好想一想，他们正在像对待奴隶般地对付这个高尚的人。而对于你，我掌握了你的生命，可是我还是把你给放了。”
老人一面吐着烟，一面说：“安娜，你是一个高尚的女人。”
她说：“我必须讲完这件事情。我刑满释放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这些信件和日记，原因是俄国政府得到了这些东西后就会释放我的朋友阿列克谢。我打听到他来了英国。费了很大的周折以后，我终于查访到了他的住址。我知道他至今还保存着这些日记，因为我在流放地时，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曾经引用我日记中的话责备我。我很清楚他是一个报复心强的人，一定不会自动把日记给我的。于是我雇了一名私人侦探，他到我丈夫家当秘书，就是你那个塞尔吉斯的第二个秘书。他来了不久便很快辞职了，因为他发现文件全收在小柜中，并且取得了钥匙样。他做完了他应做的事，给了我这栋房的平面图，并且告诉我，秘书也住在楼上，书房中上午是没有人的。所以后来我才亲自来拿这些东西，东西是拿到了，可是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我拿到这些东西时，正要上锁，突然一个年轻人过来抓住了我。那天早上我在打听考芮斯教授住处时曾遇到过他，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受雇于考芮斯的。”
福尔摩斯说：“就是这样的!这位秘书回来以后告诉了考芮斯教授，说他遇到了一个外貌如何的妇女。年轻人在临死之前是想要说：就是他跟教授讲起过的那个女人用刀刺杀了她。”
这位妇女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让我讲完。当年轻人倒下去的时候，我跑出了书房，但是却跑错了门，来到了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我告诉他：如果他那么做的话，我也不会放过他，他如果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事情告诉给我们的组织。对于死我并不畏惧，而是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我会说到做到的，而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又彼此相牵连，为此他只好掩护了我。我被他塞进了那个黑暗的角落，他让佣人把吃的送到屋里，以便分给我一些。我们商量好，一旦警察离开了，我就乘黑夜逃走，并且永远不再回来。可是我们最终被你识破了，这辈子我要说的话也就说完了。”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对福尔摩斯说：“用这个东西可以救阿列克谢。先生，我知道你是富于正义感的人，我把它委托给你，交给俄国驻英大使馆。我已经尽了我自己的责任了，并且……”
福尔摩斯突然叫道：“快拦住她!”他立即跳到了屋子的另一边，把她手中的一只小药瓶夺了下来。
她往床上倒下去了，说：“迟了，已经来不及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吃了药。我的头发昏了。我快死了!先生，我恳求你……请不要……不要忘了……那个……小包裹。”
在回城的路上，福尔摩斯说：“这个案子很简单，但是很发人深思。问题从一开始便围绕着夹鼻眼镜展开。那个年轻人在临死前幸运地抓到眼镜。眼镜的深度说明戴眼镜的人近视程度很深，没有了眼镜什么事也做不了。霍普金先生，你让我相信她确实走过一小块草地，而不是故意掩饰的。你还记得吗，我就说了，这种做法是非同寻常的。可是实际上我心中早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她还有一副眼镜以外。所以，我只能认真地考虑另一个假设——她还在这所房子里。一看见那两个过道几乎相同，我就想到她很可能是走错了路，通过那条路她就会走进教授的屋内。我仔细地观察这间房子可以藏住人的地方。
地毯是整块的很牢固地钉在地板上的，地板上是不可能有活门的。书柜后面才有可能藏住一个人，在老式的书房里一般会有这种结构。地板上堆满了书，而书柜却空着，所以我认定书柜是一扇门。我无法找到别的证据，因为地毯是暗褐色的，所以我故意抽了许多烟，将烟灰洒在那个令人怀疑的书柜前。这个方法简单而有效。接着我们下了楼，后来从马可太太那里了解到了考芮斯先生出人意料的大饭量，这使我联想到有两个人在同吃一份饭。下午两点我们上楼了，我故意弄翻了烟盒，以这个方法我可以详细地看一下地毯了。通过对地毯上烟灰痕迹前后变化的观察，可以发觉，我们离开后，那位女士从书柜里出来过。霍普金，祝贺你又一次胜利破案。就此别过，再见，我的朋友，我们两个人要去一趟俄国驻英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