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庄跟刘余珍家那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可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意义，这儿算得上是个很庞大的山寨，这山寨里主要住户是谢家，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杂姓人家。

这谢家是明朝时期很强盛的豪族世家，明朝茶园最兴盛的时期，在这座山上置办了十二个颇具规模的茶园。明朝末年时，农民军在两湖、安徽、河南地界非常活跃，势力很强盛。谢家就扎根在安徽的庐州，在农民军还没有进入庐州之前，谢家家主就带着谢家嫡系、旁支、以及各房庶支，全族人全部进入这个茶园里躲避叛乱。

当时，物资充足、人手也足够多，房屋的建造也相对的要比茶园原有的茶农家要好很多。只是光有一个房屋建的好是不行的，在山上主家生活总是不方便，米、面、油、盐这些生活所需，都得要去山下买。因此，谢家这些人，只要家里还稍有一点积蓄的，都一心盼着能下山。直到清朝完全替代了明朝，战争结束，世态基本稳定，谢家手里有钱的，又都回了庐州。原本的老宅能要回来的要回来，实在要不回来的，就另外置办。还继续留在山上的都是那些没有积蓄，在山下也没有半点产业的各房庶支们。

因为这山是产好茶的石头山，山上的土地确实不是什么种庄稼的好土壤，谢家虽然人口发展越来越多，但是仍然依靠茶园生存，从来没有想过开荒种庄稼，以此来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直到清朝末年，各处战争开始，这地方土匪也闹的特别厉害。一方面是粮食贵到山里人已经吃不起，另一方面一下山就被抢个精光。没有办法，才在山坳里一些土层较厚的地方开地种麦子和芋头。就那么点土地各家分一点，每年的出产，连各家人口的温饱都解决不了，只不过，总比一口吃的都没有要强太多。

“有失必有得！”这话很有道理，这地方虽然穷的只能活命，其他的不要多求。但是战争的惨烈不会影响到这儿，土匪的贪婪也不会光顾这儿，就连当地解放都有五六年了，上面才知道这儿还有个这么大的山寨，接着派了工作组到这儿来共产，领导谢家庄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大发展。

受自然条件限制，共产的只能是茶园（至于山坳里那点土地，小麦出产实在太低，芋头不在上交粮食之内）。每年谷雨前会有工作组的人前来，收获春茶。谷雨后的茶便归谢家洼的人所有，口粮按照各家上交的茶叶品级、数量、人口等各方面因素综合配给。管理谢家洼的大队长、书记、各生产小组的组长都是有谢家庄自己人里选举出来的。因此，除了每季茶叶上来的时候，由大队部的干部统一带着茶叶去山下的供销社，换取油盐酱醋酒等生活必需品，这个山庄基本是与外面隔绝。

山外的文化大革命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个没有学校、没有臭老九的地方。

山外的农业学大寨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这石头山那荒没法开，工作组的人查看了一圈都无奈摇头走了。

山外的各种批斗会跟他们无关，因为这里没有哪个是地主，真正的茶园主都没有在这山上。

唯有除四旧，在他们这儿闹的最凶，因为他们这儿是封建旧俗保留的最完整的地方。

山外的浮夸风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这儿不产粮食。不过，他们还是受到了影响。山外闹饥荒的头一年，山内正在试验改种玉米，当年玉米高产，却被镇里来人把玉米全部拉走了，只留下芋头供他们自己饱腹。大家伙儿虽然郁闷的很，在心里嘀咕不如当初不种玉米。但是好在谢权忠那个当书记的大堂哥有想法，竟然种出了二季玉米，要不然全靠芋头的话，只怕他们也要闹饥荒饿死人。

现在，他们也施行了分茶园到家，分粮食的福利也就跟着取消，而他们只产玉米和芋头这两样农作物。一年到头只吃这两样显然不行，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因此在得知以后要吃细粮，只能靠自家拿钱拿粮票去山下买的时候，各家都犯愁。钱和粮票都是他们手里紧缺的东西，唯有茶叶、玉米和芋头可以拿出来跟山下人家换细粮。而谢权忠家是第一个带着玉米下山的人家，因此整个谢家洼都很关注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