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应对万民书的这个法子，其实得到了王绾的启发。

王绾为了“与民同乐”，提了个全民加爵的可笑建议，而扶苏此时要做的，则是反其道而行之。

为何王绾提出就是可笑的，而扶苏提出则令人信服？

首先自然是性质不同。

一个是无故加爵，一个是有过而罚，自然是截然不同。

再来就是范围。

王绾提出的范围是全体昭人，而扶苏说的范围，当是只涉及万民书上的牵涉人员。

有的放矢与无的放矢之间，差距之大不用多说。

这里面稍稍有点值得玩味的是，王绾这样一个有着极强目的性，心机城府俱为上佳的老狐狸，为何要提出这么一个看起来就可笑的，绝不会在朝堂上通过的建议？

此事可以押后再议，如今的重点还是要在万民书。

先说扶苏这一反向举措与王绾建议的第三点不同。

那就是有无先例可循。

在昭国，爵位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中荣誉象征而已。

除了与爵位高低而直接挂钩的各种福利与土地制度分配制度，还有一项经常在提起军功爵时会有意无意忽略的是，爵位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免罪金牌使用。

按照《昭律》规定，有爵之人可以用自己的爵位来免除自己，乃至于自己的直系亲属，最严重可以被判流刑的罪责。

《疏议》中就有案例，就是有人以自己的上造爵免除自己亲人的“隶臣妾”之刑，将其从奴隶的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

既然有先例可循，而且是昭律中明文确认过的，那么再以较为广泛一点的范围来适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

不过太子府提出这样的解决措施，不代表太子府就可以直接剥夺他人的爵位。

爵位制说得严重一些，在商君变法以后，就是大昭的强盛之本。

因此无论是它的授予还是剥夺，都有一套极为缜密的程序，而且对此的监察也极为严格。

昭国对于爵位的重视程度是自上而下的，对于地方上士卒的任何一级爵位的授予，都要军法官与士卒当地的县级、乡级，乃至里中各级的再三确认，任何一点上出现问题，都将受到非常严酷的惩罚。

与此相对的，对哪怕是第一级爵位的剥夺，也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组织一句话就予以制裁。

太子府作为一个概念上有开府之权，但实质上没有真正管辖权的机构，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权力。

为了保证军功爵的严谨与公正，大昭军功爵的授予与剥夺都由独立的机构掌管，而且是两个不同的机构。

由于军功爵的授予一般都与军功相连，因而爵位的授予是由国尉署，及其各级下属机构掌管。

而爵位的剥夺往往牵涉到违法，因此剥夺一权受廷尉署管辖。

与大昭其他的机构相同，这两项直接关切到军功爵制的权力也要受到强有力的监管。

而监管它们的机构，就是丞相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