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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华陀把赵大贵领到巴富尔办公室门外，然后让赵大贵稍等一下，自己先进去通报一下。

过不多久，赵大贵才被请进屋里，得以面见上海的第一人领事乔治.巴富尔。

乔治.巴富尔剩余1809年，此时正好是三十四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举止之间带着军人特有的果断。

赵大贵对乔治.巴富尔的履历也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的父亲乔治.巴富尔（又是个父子同名）是原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军舰舰长，弟弟是印度的著名外科医生。

乔治.巴富尔本人很早就参加军队了，一直做到炮兵上尉，在鸦片战争期间随原先任印度总督的璞鼎查来到中国，参加过多次战斗，后来作为璞鼎查的随员，参加“南京条约”的签署等多项外交事务，据说其职务之一就是清廷一千多万两战争赔款的接收专员（不知道这是什么职务）。

在条约缔结后，巴富尔被璞鼎查任命为驻上海英国领事，不久前才到达上海，推行璞鼎查下达的多项政策。

此时的巴富尔在上海可以说是处处碰壁，就是租个房子也要受到清廷官府的抵制，好不容易跟民间人士达成租房意愿吧，还被人当做赤佬观赏，出门买东西都要被人故意抬高几倍的高价，总之过得很不顺心。

因此，对于麦华陀报告说有一名会说英国话的中国人到访，巴富尔还是非常关心的。

赵大贵和巴富尔见面行礼，麦华陀在旁做陪同，对今后历史影响深远的见面就此开始了。

赵大贵坐在领事桌前的椅子上，用英语跟巴富尔闲聊几句，给巴富尔留下相当好的印象。

这时代的清朝会说英语的中国人非常少，偶尔有那么一两位，也都只会些广州英语，也就是只会说几句英语单词，表达差不多的意思，但是否符合语法等，全然不顾。

这种英语，后来又被称作洋泾浜英语，就是后来的所谓中国式英语，也比这种最简单的英语方式高明千万倍。

交谈几句，赵大贵注意到巴富尔桌上的一份英文书籍，不由念了出来：

“‘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纪事’，哦，领事先生是在研究十年前到访中国的阿美士德号报告的资料吗？”

“是的，我们刚到上海，对这地方所知不多，正需要参考这些。”巴富尔只是随口回答了一句，突然反应过来，不由得双目圆睁。

“你能看得懂英文文字？”

“那是自然，既然要学语言，那肯定是连文字也都学习的。”赵大贵很自然地回答，然后就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会说语言，肯定也会识字，这在后世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这时代而言，却绝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