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作者叫作李东，明末清初的士人，也曾是东林党的弟子，他在一本叫作《见闻杂记》的书中写道：“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

这是当时江南读书人自己的描述和记载，由此可见，当时江南的士林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情景。

在这样的士林风气之下，面对如狼似虎的满清军队，发生在扬州和江阴的殊死抵抗，就越发显得珍贵了。

南京距离北京两千多里地，若是使用如今在两京之间畅通无阻的驿站系统，用六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奏章信件，十天之内就完全可以实现一个来回了。

当南京这边的官员们，刚刚小心谨慎地送走了钱谦益、惠世扬这样的东林大佬，他们很快就又接到了崇祯皇帝从京师发过来的几道旨意。

其一，诏令魏国公徐弘基继续总督南京京营军务，同时由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解学龙兼任南京京营监军御史。

其二，诏令怀远侯常延龄、博平侯郭振明、诚意伯刘孔昭和南宁伯毛孟龙接替赵之龙等人，分掌南京五军都督府前后左右都督府。

其三，诏令博平侯张拱日、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东宁伯焦梦熊本人在狱中自尽。

隆平侯府、灵璧侯府，以及忻城伯府、东宁伯府，四个勋贵世家一律夺爵抄家，全部家产土地商号抄没充作军资军用，全数家人亲族仆役流放瀛洲为庶民百姓。

其四，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郑三俊，致仕归籍。

张延登贬职为山西巡按，钱士升贬职为延绥巡按，旨到之日即刻赴任。

张延登这个人虽然主张海禁，反对开海通商，但他在浙江巡抚的任上之时，曾经指挥浙江水师大战闽浙海盗李芝奇、陈成宇、白毛老等人，在大陈山、普陀山一带海面取得过不错的战绩，在明末普遍眼高手低的地方官员中，还算是能干的一个。

所以崇祯皇帝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将他一撸到底，让他削籍归乡，而是把他用到了山西巡按御史的位置上去。

巡按御史是个七品官，官职虽然不高，但是权力却不小，属于各省按察使之外，另一个有权管理刑事、民事、治安捕盗等全省地方司法事务的官员。

官小权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巡按御史代表朝廷，制约各省按察使的权力，以免这些按察使一手遮天，导致什么冤假错案发生。

原山西巡按罗世锦被免，刚好让张延登过去顶替，发挥其剿匪捕盗的余热。

至于钱士升接替的，则是延绥巡按李应期。

有功必赏，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一直坚持的做法，延绥巡按李应期作为之前陕北绥德州守城防御战中守城一方的最高官员，既然守住了城池，就要给予褒奖。

刚好，如今流贼进了山西，而山西的参政裴俊锡又被免去了官职，回家读书去了，所以崇祯皇帝没怎么犹豫，就把李应期越级提拔为山西参政。

因此，前南京礼部侍郎、江南士林“四钱”之一的钱士升，就顺其自然地，被安插到了李应期空缺出来的延绥巡按的位置上去了。

说起来，除了这么安排，崇祯皇帝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钱象坤、郑三俊都是年事已高，即使致仕回家，继续讲学收徒什么的，也搞不了多少年了。

再加上钱象坤是浙江绍兴人，郑三俊是南直隶池州府人（今安徽池州），老家都不在苏松两府东林党的大本营，所以即使回了故乡之后想搞事情，也搞不出什么大风浪。

而钱士升不同，他的老家是浙江嘉兴府的嘉善县，与苏松两地都离得很近，特别是距离东林党的大本营即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也不远。

加上他的罪行说起来也不大，你又没法因此而杀掉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送走了一个“四钱”之一的钱谦益，再搞来一个“四钱”之一的钱士升，那么苏松两府的东林弟子们，岂不是又有了一个天然的主心骨？

所以，想来想去，崇祯皇帝还是捏着鼻子，将他用到了延绥巡按的位置上。

若是他足够命大，那么他就能活下来，若是他运气不够好，那么在那个地方想要保住命，可是不太容易。

即便是几年之后钱士升性命无忧，想必他也会对明末的内忧外患有一个直接真切的了解，而不会像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懂得坐而论道、推崇清议救国了。